“举重运动非常强调腰腿力量，尤其看重腿部力量，天赋很重要。腰部力量则可以后天练出来。”陈伟强说。
即使在今天，陈苏媚依然认为“开叔”具有天才举重选手的身体条件。她是石龙镇举重训练基地主任，也是我国第一批女子举重运动员。她告诉本刊记者：“选材上一般以臂短、腿短、腰长，身体灵活、协调性好为上。开叔的肘关节很直，肩部的柔韧性非常好，看他破世界纪录的录像，提铃、下蹲、翻腕、上肩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非常协调。”
李启龙也看中了陈镜开的身体条件，想把他带到体工队。陈镜开心里十分乐意，当时却遭到了父亲陈兆的反对。陈兆不希望儿子搞体育，想让他回家帮忙打理生意。“而另一方面，三哥加入华南军区体工队就要参军，我父亲反对他参军。”陈满林回忆，“父亲脑子里还是旧观念，我们那里有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仔不唱戏’。他从旧社会过来，看到当兵的都是欺压老百姓的‘烂仔’，陈家几代人都清清白白的，怎么能当兵呢？”
最后还是大哥陈枝说服了父亲，于是，陈镜开拉着一辆板车，驮着行李跟着李启龙来到中南军区体工队。
经过短期训练，陈镜开参加了1955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测试。由于个子矮，没有适合他穿的服装，只得用别针将举重服别起上场。在这次比赛中他取得了56公斤级的第三名，随后入选了第一届国家举重队。队员一共有8人，还包括当今举重元老薛德明、赵庆奎等。
这支年轻的队伍立刻接到6月去波兰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可是赛前集训却出了问题。国内不具备赛前集训的条件，国家体委立刻决定把这8个人派往苏联。
解放前，中国只在1947年举办过一次举重比赛，共有29人参加，冠军也才仅仅达到现在一级运动员的水平。“与硬件相比，我们当时最缺的是教练。国内竞技体育怎么搞，都还在摸索。陈镜开的启蒙教练李启龙，还是搞武术出身。”陈满林说。
苏联在当时代表了世界举重的最高水平。中国举重集训队被安排在著名的“迪纳摩”体育场看台底下进行训练，与举重队同赴苏联学习的，还有中国体操队。
“极端”的纪录
当陈镜开等人前往苏联时，最初并未意识到自身之于中国体育的特殊价值。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虽历经坎坷获得邀请，却只赶上了奥运会的尾巴，成绩不如意在预料中，中国政府更多把它当成一个外交场所，以求在政治上有所收获。
“体育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国力的体现。当时新中国迫切希望能够在体育上取得突破，但不可能在所有项目上百花齐放。突破的重点就在一些与国际差距较小的项目上。举重就是其中之一。”陈满林说。尤其是轻量级举重，我国的选材面非常广，“西方人普通身高也在1.7米以上，体重就要60多公斤了，而我们有很多小个子，他们的身体素质也很好，体重可以维持在50多公斤”。
在苏联，我国的第一批小个子运动员超负荷训练着。在某种意义上，举重是一种类似于搬运工的运动，累计下来，每天陈镜开都要扛起1万公斤的重量。4个月里，他将自己的总成绩提高了40公斤，当时在这个级别世界上能举起110公斤的人可能不到5个。陈镜开用尽全力提高自己，从115公斤又挤进了120公斤。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家体委决定取消参加在华沙的比赛。
陈镜开回国后继续苦练。当时国内的条件非常简陋，训练器材要从苏联进口，四五个人共用一个举重台和一副杠铃，只有顶级运动员才能享用到巧克力和葡萄糖这样的“奢侈品”。而帮助恢复的营养品只有维生素药片。“杠铃质量和现在没法比，经常中间的杆子就震弯了，我们就用杠铃片去砸直。训练时要‘重举轻放’，不能像现在运动员那样把动作做完就把杠铃扔下来，而要轻轻放下来，所以特别累。”陈满林回忆说。
历史终于定格到了1956年6月7日，解放军和上海组成联队与苏联队举行举重对抗赛，地点在上海卢湾区体育馆。举重台上标明当时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运动员温奇两年前创造的132.5公斤。陈镜开上台，在举起125公斤后，第二次试举就冲击133公斤，但没有成功。但他抓住了最后一次机会，一气呵成举起了133公斤的杠铃。
虽然只有0.5公斤的差距，但这是中国人在竞技体育中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而更重要的是，他打破的是美国人创造的纪录。这是一个极具政治价值的世界纪录，因为“中国人战胜美国人了”。“我们当时参加不了什么国际比赛，也拿不了冠军，但是我们可以破纪录，可以创造人类在那个时期的竞技极限。”陈满林说。
那一年，陈镜开名噪大江南北。旅法女作家钟丽思在她的作品《顽童时代》中，记录了当时广东孩子们是怎样向英雄学习的：“娃娃们，就将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锁提去大院，在满天落霞的辉煌壮丽中，憋足劲学陈镜开。”
1956年11月，陈镜开又连续打破两项世界纪录，《人民日报》立刻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但是，由于这几次世界纪录都是在国内创下的，一些西方国家拒绝承认。
一年后，陈镜开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具传奇性的一举，赢得了国际认可。
56公斤级的比赛在陈镜开和苏联选手哈尔芬之间展开。最后时刻，场上形势对陈镜开极为不利。推举、抓举总成绩哈尔芬领先了15公斤，尽管在挺举上陈镜开领先了7.5公斤，但哈尔芬的总成绩还有7.5公斤的优势。陈镜开最后一把要了140公斤，一次增加了10公斤。“这是一个他在训练中都没有举起过的重量。”陈满林说。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赛前降体重消耗过大，他当时的身体已经极为虚弱。每次出场都是一次折磨，两条小腿不停抽筋，甚至无法自己退场，不得不由师兄赵庆奎把他抱回休息室。
举重选手之间的竞争其实在比赛前一个月就展开了，比的就是降体重。“我们当时没有现在那么科学的方法去降体重。”陈满林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加极端地控制饮食，甚至会一个月不喝水，不碰杯子，只靠食物补充水分。“渴急了，教练给我们买一个柠檬，在嘴里挤一点酸汁，我们都曾想把柠檬皮吃下去。”陈满林说。正餐的分量也逐渐减少到一点主食和水果。有时候运动员起床后会眩晕，不得不扶着床走路。
举重运动员拼到最后，身体都会抽筋。而当时，陈镜开已经筋疲力尽，小腿肌肉硬得像石头，这是全身抽筋的前兆。最后，他重新走上举重台，双手握牢杠铃，猛一个提拉，再一个箭步，他不可思议地举起了140公斤的重量。“当时场面就乱了，升旗时中国的国歌都没找到，最后还是中国大使馆送上去的。”陈满林说。
由于陈镜开的腿部力量特别大，他把原来的箭步式提铃技术改为下蹲式，以便更好地利用腿部肌肉。他的大小腿都很粗大，下蹲时，大小腿肌肉互相挤压，不能蹲得很低，因而影响连贯性，造成提铃位置不准确。他每天反复练习这个动作，锁骨和胸部被压得乌青肿胀，才找到了解决办法。从1956年到1964年，他先后10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当时中国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
1964年12月30日，陈镜开在《中国体育报》第四版发表了《战胜伤痛 献身祖国》的文章。长期的超负荷训练，对他的身体产生了巨大损伤。他的第二、第三节腰椎骨骨裂，躯干神经线几乎暴露在碎骨外面，随时可能因损伤神经线而导致半身不遂，甚至危及生命。医生建议他休息3年治疗，但他只治疗了3个月。他的后6次世界纪录都是在忍受伤病痛苦的情况下完成的。
